到了《希望》这一章节，塞德尔的“文化基因决定论”已然十分清晰。对于那些生活在西方宗教主义国家中的孩子们来说，愿望的求而不得显然是因为《爱》与《希望》与《信仰》这三者之间的距离相隔甚远，而她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又时时踩不对点：母亲打电话时女儿在禁欲减肥，女儿打电话时母亲在纵欲享乐；而女儿偷偷寄给“父亲”的情书不是得不到回音，就是被世俗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明确地拒绝。训练营中的纪律标准与青春叛逆期里的恣意放纵形成自然而鲜明的对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似乎必须在母亲的“爱”与姨母的“信仰”之间做出选择。在塞德尔的电影语境里，思想的同化等于身体与行为的同化。海报里三个女孩目光一致地坐在替补席上，不知怀揣“希望”处于中间位置的女主角如何解答这一复杂的浮士德难题。